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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多方面明确改革重点任务。
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高频词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下大力气解决机制障碍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全会再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强调“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马彬对记者表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也是新形势下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必需举措。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对记者表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有企业在做强做优做大时，要进一步加大与民营经济的合作，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很大的空间。
2024年7月19日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一周年。一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但也要看到，当前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有些问题长期而复杂。马彬认为，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激发经营主体内生动力，才能持续巩固经济不断向好的基础，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为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全会再次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郭迎锋对记者表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还需要下力气统筹解决各要素市场政策规则不统一、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等两大难题。解决各要素市场政策规则不统一的难题，要推动在产权保护、平等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四个维度上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制度规则衔接统一。解决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的难题，则要在产权制度、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信用制度四个基础制度层面确保不同市场主体被公开公正公平对待，在准入、经营、发展和退出上能够顺畅运转。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对记者表示，中央政府近年来着力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反对地方政府通过补贴和优惠政策形成税收洼地，妨碍市场公平竞争。但如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目标不变，地方政府还是会变着法子绕开规定，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给企业好处，吸引企业扩大投资、生产和出口。
如何真正打破地方政府的博弈困境，打破对工业企业和出口的过度补贴？张斌对此建议，一方面是严格执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特别是防止各种变相补贴。另一方面是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目标，一是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工作不重点考核工业增加值、出口、进口等指标；二是加大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低收入群体和外来打工群体居住生活条件的相关投入和考核；三是加强对营商环境的考核，特别是清理政府拖欠企业的账款、帮助企业突破负面清单以外的各种隐性市场准入壁垒等。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因地制宜
教育科技人才改革提新目标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磊看来，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我国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
王磊指出，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把握战略机遇，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有序平稳转换，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发展新质生产力，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重在因地制宜。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同样意义重大。”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向记者指出，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资源环境、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一刀切”的发展模式往往难以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因此，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发展策略能确保资源得到更优配置，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均衡与协调发展。
国家信息中心未来产业和平台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胡拥军表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突出“因地制宜”，关键是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形成大胆闯、大胆试的发展氛围。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眭纪刚也指出，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新型生产关系”，从而对科技、教育、人才等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科技创新体系已不能适应新时代国家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亟须建立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创新体系。
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着眼我国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丁晋清认为，要不断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对组织体制、运行机制、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综合改革，进一步打通教育、科技、人才三者良性循环的堵点，实现高质量教育、高素质人才、高水平科创相互贯通协同。
完善宏观调控增强政策一致性
重点领域改革与防风险相结合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会提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全会还特别指出，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
“宏观调控是党和国家治理经济的重要方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穆虹此前在题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章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体现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规划体系、政策体系、协调体系、保障体系和监督评价体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陈彦斌指出，要想提高宏观政策效率，仅仅依靠宏观政策自身调整是不够的，需要深入推进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党的十八大以来，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发力，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基本确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金融开放稳步扩大。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早已明确，将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坚持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在全会召开之前，新一轮财税改革尤其受到市场期待和热议。实际上，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进一步推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向早已明确。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孙鲲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总体来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或在于形成一套能够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提升财政资源利用效率、有效治理风险的政府间财政关系。
历史和实践证明，发展是最大的安全，要在改革开放中促发展、强安全。“必须增强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坚持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做大经济实力这个分母，稀释风险这个分子，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协会会长、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对记者说。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要把推进改革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结合起来。张连起向记者强调，房地产对经济增长、就业、财税、居民财富、金融稳定都具有重要影响，要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着眼长远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金融事关发展全局，要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金融监管，推动金融机构加强内部治理，夯实金融健康发展的微观基础。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开正门、堵旁门、化存量、控增量，夯实地方基本财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资本市场成关键一环
在提及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重点改革领域时，全会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作为其中一项重点。资本市场是金融领域改革的关键一环，在服务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以来，资本市场以新“国九条”为起点，以服务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掀起新一轮高质量发展改革的序幕。
新“国九条”明确，要提升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的包容性，更好服务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国资国企改革等国家战略实施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深化科创板改革的8条措施就从优化发行承销、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方面进行制度安排，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精准提升了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
据统计，截至7月18日，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达到573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至5.11万亿元，随着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不断增多，历年研投总额也已超5200亿元。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各有侧重、相互补充、错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适配性大幅增强。在科创板坚守“硬科技”特色的同时，沪深主板更加突出“大盘蓝筹”的特色，创业板继续保持“三创四新”的特点，北交所和新三板注重于创新型中小企业。在板块各具特色与企业各有归属的背后，是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连接实体经济、金融、科技的枢纽作用，不断引导金融资源始终流向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的行业和企业。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认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能够有力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培育，资本市场为我国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途径，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显著支持了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实，并购重组开展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的“双向奔赴”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堵点，如何通过制度创新，突破体制机制约束，发挥科技与资本的协同效应，是当下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将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发力点。
记者了解到，当前证监会正在和有关方面一道，完善科技型企业精准识别机制，落实并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中长期资金、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税收政策，健全有利于创新资本形成和活跃市场的财税体系。期待着各项政策能够尽早落地见效，让政策红利直达各类主体。
破解城乡失衡
土地制度谋变
城乡发展失衡是多年积累的老问题，而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全会提出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等重点任务。
实际上，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对“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着墨较多，提出要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地钱”挂钩政策，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政策分析师胡玉玮指出，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仍存阻碍，预期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政策将在三方面发力：一是合理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权益；二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房地产、土地改革是绕不开的话题。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对记者表示，过去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是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全会提出“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对于后续县域房地产业务发展有非常好的启发，尤其是预计土地政策会有较大调整。
对于备受关注的如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对记者表示，要打破土地资源的空间错配，充分认识到各地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差异，因地制宜配置土地要素。同时，还应加快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的指标交易市场建设，通过改革创新，让土地要素在区域间更高效流动。
方正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芦哲也认为，“后地产时代”的经济转型仍然依赖于土地改革的推进，土地政策要从“供给创造需求”转变为“需求拉动供给”，保障更有需求的经济发达地区用地，建立土地指标跨省交易机制，并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释放7.5亿农村户籍人口需求，推动经济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弥补房地产投资下行带来的总需求不足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则建议，要构建要素自由流动的城乡融合权利体系。以城乡统一土地权利体系为核心，促进城乡平等发展权，实施以土地为基础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构建平等进入、公平交易的土地市场，建立公平共享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以集体土地入市为核心保障农民居住权，允许城中村农民集体利用集体土地建立房屋租赁市场，降低农民城市落户门槛；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开放村庄准入权，有序引导城市居民、企业家及社会资本下乡，允许外来人口在满足一定条件后享有村庄的住房、土地、公共事务参与等权利，鼓励城乡人员、资金、技术等要素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共建共享。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穆虹此前在题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章中指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形成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打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站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对外开放，离不开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对于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全会就提及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等方面。
可以看到，当前我国正积极对标《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同时加快推进其他各项高标准自贸协定的建设。据商务部，下半年以来，中国在经贸领域推动开放合作的消息不断：中国与秘鲁宣布实质性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进行至第七轮、商务部与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签署关于进一步促进中澳自贸协定实施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与新西兰启动自由贸易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主任、研究员叶辅靖认为，就制度型开放而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依然是向国际高标准规则学习。
“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仅仅是CPTPP和DEPA，还包括其他高标准自贸协定，其中CPTPP所包含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就涵盖很多方面。”叶辅靖指出，除了已明确的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方向，具体对接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还包括补贴产业政策规则、竞争政策等。
全国政协常委易纲日前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除了必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还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此外，全会还提及，要“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期货配资股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多体现为在体制机制层面参与共建投资、贸易规则、数字标准方面的制定。当前，理解共建“一带一路”已不限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市场拓展，还要从投资可持续、绿色基建、绿色金融、绿色能源、数字化转型等各方面落实标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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